文博时空 作者 黄君度 首都博物馆“画中三千界——首都博物馆馆藏明清道释人物画像展”中的重磅展品有明代慈圣皇太后（明神宗朱翊钧之母）敕造水陆画等。所谓水陆画是专门为水陆法会而绘制的多轴画作，在举行法会时张设以供信徒瞻仰，其渊源可追溯到著名的“出家天子”梁武帝。作为明代佛教绘画艺术的珍宝，慈圣皇太后敕造水陆画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是谁在画这些仙道人物？如何评价它的艺术价值？

《慈圣太后款水陆法会缘起图》，上部描绘梁武帝问法于志公和尚，来源：首都博物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王启元研究员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艺术。明世宗嘉靖喜欢道教，对佛教不重视，而到了万历朝，在慈圣太后的推动下，佛教得到很大复兴，慈圣太后敕造水陆画落款是万历己酉年。万历朝之佛教绘画，自然也较盛唐两宋之昌明隆遇，有不同的现实与优势，方能别开生面、自成一家。

“我们看到的这一堂水陆画，实际上是金字塔的尖顶。它下面还有很多因素在推波助澜。晚明许多精英人士，民间的、宗教界的、宫廷的，共同参与进来，最后达到这样一个宗教艺术的高峰。”王启元说。

“九莲圣母”的诞生

明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1546-1614年）虔信佛法，礼敬紫柏、憨山德清等高僧。其崇佛活动大至兴寺造佛、修桥造路，小至助刻佛经等，无所不备，汲汲营营。万历十四年（1586年）围绕慈圣太后发生了一桩有趣的祥瑞事件。太后所居宫内秋日出现“瑞莲”，万历皇帝因此邀约辅臣观赏题咏并命工绘制《瑞莲图》，据说其中人物是依照慈圣太后容貌制作的菩萨圣像，经勒石印刷，颁赐给天下寺院供奉。由此，李太后被奉为九莲菩萨、九莲圣母。

慈圣太后对佛教艺术有着极高的崇敬和兴趣。在她的推动下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在创作，佛教绘画在晚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繁荣。她对绘画的审美品味对当时佛教绘画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进了佛教艺术的创新与成熟。

《Guanyin as the nine-lotus Bodhisattva》（九莲菩萨画像） 来源：大都会博物馆官网

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九莲菩萨画像”就是这种影响最好的体现。该画以菩萨为主，她垂目斜靠于莲池的栏杆前。池内有九朵盛开的红莲，雍容华贵。此幅充满了吉祥寓意的装饰图案，菩萨形象气韵生动，是明代宫廷绘画难得的佳作。画面左上角朱印正是慈圣太后的钤记（一种古代官印），九莲菩萨则是太后本人的艺术化身。

皇家信仰和明代佛教绘画传统

这样细致入微的画作之出现并非偶然，它根植于明代宫廷画师的深厚传统。明代早期、中期，朝廷注重佛教阴翊王化的功能，在奉戴佛教的皇室群体资助下，宫廷画师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佛教绘画，题材主要为佛传故事、圆觉诸天等。这个传统在比慈圣太后稍早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北京法海寺壁画这样的惊世之作。

法海寺壁画《帝释梵天图》局部 来源：《法海寺壁画》

法海寺壁画完成于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由宫廷画士绘就。其风格典雅庄严，佛、菩萨、仙众人物形象秀丽绝美，护法神将威武强悍。设色雅致，画功精细。首博此次展出的水陆画中部分作品表现出同一风格渊源，包括人物面相乃至装饰性云朵的画法都与法海寺壁画近似，说明卷轴水陆画与佚名宫廷画师创作的壁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明代水陆画题材而言，明代晚期佛教水陆法会盛行，上自宫廷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参与其间，有大量水陆画流传至今，其中一支重要力量来自汉经厂。汉经厂是明代宫廷印制汉文佛经并负责举行佛事活动的机构，类似机构还有负责藏蒙文佛经的番经厂，旧址均在今东城区嵩祝寺及智珠寺。

据《酌中志》记载:“如遇万寿圣节、正旦、中元等节，于宫中启建道场，遣内大臣瞻礼，扬旛挂榜，如外之应付僧一般。”即汉经厂的职责包括每逢重要节日要做法会祈福，并在道场内悬挂书有题榜的水陆画。首博展出的王忠款水陆画，上有“汉经厂掌坛弟子王忠虔诚绘供”题记。王忠便是众多无名画师中幸运地留下名字的一位。

《王忠款二十八宿星君众像轴》局部，来源：首都博物馆

除了汉经厂所代表的汉传佛教势力，九莲圣母李太后身边还能见到藏传佛教的影子。北京慈寿寺是慈圣太后为其夫隆庆帝祈求冥福所建，寺中曾建九莲阁，供奉九莲菩萨像风格当与上文大都会博物馆那件画像类似。根据王启元的研究，九莲菩萨像的红莲有明显的藏传佛教因素。藏传佛教秘法经典中，以红莲代指与明妃媾和，为瑜伽经典中供养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今天慈寿寺塔侧尚存两块明碑，正面刻鱼篮观音像，背面刻关公像。“鱼篮观音”为观音三十二身之一，代表九莲菩萨慈圣太后。而元世祖忽必烈时已将关公纳入藏传佛教体系，关公与观音共同崇拜，可能出于藏传佛教的某种范式。

慈圣太后与憨山等佛教界人士的交往，又使她身边聚集起一群来自民间的画家，包括我们下文要谈到的一代宗匠丁云鹏。总之，虽然晚明水陆画的创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但通过慈圣太后的崇佛活动我们可以看出，至少有宫廷画师、汉经厂、藏传佛教、民间画家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参与进来。一堂慈圣太后敕造水陆画，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的丰富面貌。

晚明“知识大爆炸”造就大手笔

王启元指出，要理解晚明佛教绘画，丁云鹏（1547-1628年）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是慈圣太后的同代人。丁氏画学极博，山水、花鸟无不精能，所画道释人物、观音罗汉负有盛名。《黄山志》记载：“（丁云鹏）尤善水陆圣相，庄严端伟及狰狞怪异之状，唐吴道子、贯休不多让也。”可知水陆画正是他擅长的题材。

由于大部分宫廷佛教绘画落款只有捐资人，我们找不到丁云鹏这样的民间画家进入内廷供奉的文字证据。但在慈圣太后水陆画中，能看到丁氏流派的风格特色。我们以人物面相为例，试说明这种风格特征。

明代佛教绘画中的人物面相丰满、圆润，给人以庄重肃穆感。晚明水陆画中的佛、菩萨、诸天圣众面相尤具仙家“福相”。如辽宁省博物馆藏丁云鹏《观音像》（图a）人物地阁丰腴，鼻子挺直但不丰隆，长眉弯如新月，双目低垂，与《慈圣皇太后款金刚王菩萨像轴》（图b）情态相仿佛。而金刚王菩萨正像的开脸、明显的圆颔，又同丁氏《庄严大士瑞像》（图c）如出一辙，两者均法相庄严，具传统宫廷绘画的严谨法度与敷染设色。

王启元说，丁云鹏之所以能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与晚明的“知识大爆炸”密切相关。明嘉靖、万历时期，雕版印刷空前发达，出版的书籍呈现井喷式增长，新知识的获取变得十分容易，各种思想得以迅速激荡交融。一个画家如果能读到更多的唐诗、佛经故事、通俗小说，他的艺术修养自然就远远高出前人，在创作时将有大量可汲取的灵感。

随着雕版、套色印刷技术的成熟，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像《金陵图咏》、《顾氏画谱》这样精美绝伦的“画本”。自古以来要想鉴赏名画，非得前往这些持有实物者的家中不可。而明末版画的技术提升，使历代名画可以汇为一编，供人反复揣摩学习。丁云鹏生活于雕板、制墨业发达的徽州，他自己就为各种书籍创作了不少插画。他不光能接触到中国名画，甚至有机会借鉴西洋画的技法。因此，从绘画技艺的交流来讲，丁云鹏所拥有的条件也是得天独厚的。

丁云鹏和紫柏、憨山德清等高僧，以及与董其昌等一流书画家的交游，加上他本人的声望，给了他创作佛教绘画的优越社会基础。明代各大寺院是收藏佛教绘画作品的重要机构，有的寺院还有精美壁画。重修佛寺建筑时僧人可能延请丁云鹏补绘壁画，或新绘水陆画一类的大幅挂轴，丁氏得以多见前代大家典范，各家珍奇秘本。画小易精，画大则难，有了绘制大幅人物图像的创作实践，辅以艺术修养的精进，终于锻炼成丁氏一代宗师大手笔。

最后，王启元总结说：“以慈圣太后敕造水陆画为代表的明代佛教绘画，受多元因素影响，在16、17世纪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世界艺术的眼光来看，它差不多可以作为东方艺术的典范之作与同时期西方文艺复兴绘画作品媲美。”

参考资料：

1、王启元.慈圣皇太后、《九莲经》与万历佛教[J].佛学研究,2014(00):64-81.

2、吴美凤.明代宫廷绘画史外一章——从慈圣皇太后的“绘造”谈起[J].故宫学刊,2013(02):266-310.

3、沈歆.丁云鹏晚岁画风与版画、制墨的关系[J].美术研究,2016(02):46-58.

4、王中旭.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 绘画 寺观壁画（下）[M].开明出版社,2016.

5、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6、首都博物馆编.画中三千界[M].文物出版社,2023.

7、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编.法海寺壁画[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图片 | 首都博物馆

排版 | 小谢

设计 | 子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