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古文献专业出身的徐刚先生新著《周公》（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书，是他为“新编历史小丛书”量身定制的一本小册子。

这本小书虽然叙事周至，清新流畅，一口气就读完了，但其中几乎没有纪年。我们一般把中国历史的写法分为编年与纪传二体，奉《春秋》与《史记》为代表。其实，编年与纪传是不那么容易二分的，没有编年作基础，纪传很难条理通透；没有纪传作标的，编年很难取材。《周公》这本书，是我们在难以完全编年的情况下努力纪传的一个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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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说：“孔子就像一座大山，我们从后往前看，似乎没有比他更高的山……然而，如果我们真的站在孔子这座大山的顶上眺望，我们完全不用惊讶，有另外一座大山，也许比孔子更高、更远地矗立在地平线上，我们只不过是被孔子这座山挡住了视线。这座山就是周公。”

本著把周公放在中国第一次从以神为中心的巫史时代进入以民为本的人文时代的转捩点上，把周公定位为中华人文初祖的伟大人物来书写。作者提出，一个政治家如果不能代表民族文化中光明进步的部分，便不足谈。本书第八部分特地论述了周公的巫祝身份，鲜明提出：“周公是第一位将古代圣人的传统从神巫的传统中脱离出来的圣人。”

现在普通读者一听到圣人，首先想起的就是孔子。能以编年形式立传的大约以孔子为第一。后世儒生多靠孔子赏饭吃，所以我们的孔子传还是不少的；而普通读者能够阅读的周公传，相形之下，实在太寥寥了。《周公》这本书首要的功绩是把普通读者对于圣人传统的认知坚实地前提了五百年。

古代中国改朝换代不知凡几，周公有什么特别的呢？《尚书大传》概述周公功绩：“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救乱、克殷、践奄、建侯卫，分别指：平武庚之乱；再度克商；东征伐东夷和淮夷；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可以说文武之后，周公才完成了“小邦周”对“大邑商”的全盘接管，基本确立了西周的疆域版图和诸侯封国的布局。营成周，指营建东都洛阳；制礼作乐，指周公创设了奠定后世中国文明的礼乐制度。

本书的专业性特别突出在关于周公“营成周”“敬德保民”的论述。营成周，是成就周初“大一统”局面的关键一招，并不是单单在洛邑建造一座新城，而是“承夏”“绍上帝”，“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周武王和周公认为洛邑乃“天下之中”。“中”，是对“天命”论的改造，兼具种族和宗教的意义；“这个概念从此深入人心，成为‘中国’这个国家的人民根深蒂固的一种信仰：信仰自己是得‘天地之中’的人民”。

天命的转移在于“德”。杨向奎在《宗周社会的道德学说与政治思想》中说：“‘德’字在西周是一个新字，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德’对于人民来说，也就是统治阶级在‘刑’以外的一个新办法。周人尚‘德’的主要意图是用来‘和民’，‘和民’而后，就可以证明他们是受命于天了。”杨向奎又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周公对于礼的加工与改造》中进一步评价：“周公是一位大思想家，也是一位大政治家，从政治角度看，他是以德政为操持政策的机柄，因而减少了上天的权威，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人的尊严。”《周公》一书也说：“德治的思想，也是从神权政治过渡到民本政治的关键。”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周公之于传统礼乐文明、人文精神，甚至周公之于“中国”的意义。

《周公》一书的努力，是剥落传说，通过地下文物佐证历史文献，写一写可信的周公。本著在其材料的选择上极为严谨，主要聚焦地下出土包括禽簋、爯土方鼎、鲁侯簋、令方彝等西周早期器物铭文，《保训》《金滕》等战国楚简，以及传统的《尚书》《逸周书》《诗经》《周礼》《周易》等周公时代相近的史料，后世学者为了自己理论而制造的关于周公众说纷纭的材料一概不取。

末章“不朽之周公”，告诉读者什么是“三不朽”：立德，不仅是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还要把这德行泽被苍生，远远超越一姓一族的范围；立功，也不是基于个人欲望与野心的扬名立万，而是成就人民福祉；立言，不是说漂亮话，有所著述，而是通古今之变，窥见宇宙人生的真理。“周公不但自觉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从蒙昧的巫史时代走向理性的人文时代，而且，他创立的西周王朝，造就了中国三千年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和道德意识形态。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如此深远，周公恐怕是唯一的。”

（作者为文津出版社总编辑、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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